推进供需双侧结构性改革

作者：杨再强        来源：贵州日报   

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指出，要“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”“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”。当前，我国经济正处于高质量发展阶段，持续促进消费、扩大内需、做强国内大循环，需以系统思维推进供需双侧结构性改革，激活经济高质量发展动能。

高质量发展与内需消费的辩证统一：从“生产主导”到“供需协同”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，生产与消费的辩证统一是经济循环的核心命题。高质量发展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构消费的物质基础，而消费升级则通过需求侧结构性跃迁反向赋能供给体系优化，形成“供给创造需求—需求牵引供给”的螺旋上升机制。贵州以新能源、数字经济驱动传统产业智能化转型升级，通过技术嵌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，打破低端供需均衡，构建以质量效益为导向的新型供需适配体系。这一实践印证了：当供给体系突破量的积累转向质的变革，消费需求随之从生存型向发展型跃升，推动经济循环从生产主导向供需协同演进。随着居民收入提升，需求弹性更高的服务消费与创新型商品占比增加，倒逼供给体系向高技术、高附加值领域转型。“村超”“村BA”等文体活动的兴起，正是通过民族文化符号的现代转化，将文化资源嵌入消费价值链，形成“需求升级—产业重构—价值增值”的良性循环。这种供需协同机制不仅突破了传统“投资—出口”驱动模式的路径依赖，更通过需求侧的结构性变革，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市场空间。

创新驱动范式下的动能转换：从“要素积累”到“价值重构”。新质生产力培育是消费动能转换的重要动力。贵州以工业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结合，优化智能工厂的生产，同时创造智能家居、绿色消费等新需求，形成了一条“技术创新、场景创造、消费变化”的链条。数字技术打破传统消费的时空限制，偏远山区产品通过电商能卖全国，改变了消费分布和价值网络。制度创新对消费动能转换的催化作用同样不可忽视。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构建要求破除行政壁垒与要素分割，而贵州融入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实践，实质是通过制度型开放促进区域生产要素与对内消费升级需求对接。这种“需求升级—供给优化—竞争力提升”的循环机制，高度契合当交易成本因制度优化而降低，经营主体供给创新产品的积极性显著增强，进而推动消费生态从规模扩张向质量跃升转型。

城乡融合中的空间再生产：从“地理集聚”到“数字链接”。消费空间的再生产，是经济转型的重要表征。县域作为城乡融合的关键载体，其消费网络构建具有双重功能：在生产端，特色农业集约化发展通过供应链整合提升农产品附加值，既满足城市品质消费需求，又通过三产融合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；在消费端，中心城市通过“商旅文体健”跨界整合打造沉浸式场景，推动消费从商品交易向体验服务升级。这种城乡消费空间的梯度互补，通过要素双向流动重构“中心—边缘”结构，形成多层次消费生态。数字技术的空间重塑效应尤为显著。智慧物流与电商平台构建的数字孪生市场，不仅消除城乡市场分割，更通过数据要素流动优化资源配置效率。贵州“黔货出山”依托数字基建突破地理边界，使生态产品价值在全国统一大市场中充分显化，印证了“数字赋能—要素整合—空间重构”的理论路径，在数字时代，消费空间从物理场所拓展为虚实交融的复合场域，其再生产逻辑从地理集聚转向数据链接，为内需释放开辟新维度。

制度协同下的生态治理：从“单一规制”到“多元共治”。有效的制度供给，是降低交易成本、激发市场活力的关键。消费生态优化需构建“市场激励—社会保护—生态约束”三位一体的制度体系：其一，通过“放管服”改革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，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与公平竞争审查，激发经营主体供给创新活力；其二，民生保障的完善通过收入再分配制度，缓解预防性储蓄对消费的挤出效应；其三，生态文明制度创新将生态资源转化为消费资本，河湖长制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，推动绿色消费从理念倡导转向制度约束。贵州生态产业化、产业生态化的实践，正是这一制度协同的典型案例：绿水青山的保护性开发既创造生态旅游新供给，又通过碳汇交易机制培育绿色消费新范式，通过政府、市场与社会多元主体的协同，实现消费生态的包容性增长。

（作者单位：中共贵州省委党校）